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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司法标准能否刹住帮信犯罪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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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nwen.mobi 发表于 2025-8-4 09:27:4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明确司法标准对遏制帮信犯罪具有关键作用,但仅靠标准本身难以完全刹住犯罪,需结合多维度治理措施。以下从司法标准的作用、实践成效、挑战及综合治理路径展开分析: 一、司法标准的明确性与针对性1. 统一法律适用     2025年7月“两高一部”发布的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系统性整合了涉“两卡”(电话卡、银行卡)帮信犯罪的办案规则,明确了主观明知认定、“情节严重”量化标准(如电话卡20张以上、银行账户3个以上)及与关联犯罪的区分规则。此前,司法实践中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,例如“明知”的认定可能因地区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。《意见》通过列举具体情形(如非法提供批量电话卡插入设备、因异常情形被限制服务后仍实施行为等),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更清晰的判断依据,减少了自由裁量空间。2. 严密刑事法网     针对涉“两卡”犯罪的高发态势,《意见》调整了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准。例如,将原规定的“收购、出售、出租他人电话卡20张以上”调整为“不再区分他人、本人,只要达到20张即认定情节严重”,并明确出售本人3个以上银行账户且流水达标即构成犯罪。这一调整回应了犯罪手段的变化,尤其是职业开卡人、养卡人通过“自产自销”规避法律的行为,有效压缩了犯罪空间。3. 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     《意见》强调对组织化、职业化、跨境化的帮信犯罪从严惩处,例如利用“深度合成”等AI技术实施犯罪、为跨境诈骗团伙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被列为从重情形。同时,对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等特定群体及犯罪链条末端人员依法从宽处理,体现了刑罚的教育和矫正功能。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既强化了威慑力,又避免了过度打击。 二、实践成效与数据支撑1. 案件数量高位回落     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帮信犯罪案件超10万件,2024年及2025年上半年同比大幅下降,但仍处于高位。这表明司法标准的明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增长,但犯罪基数依然庞大,需持续发力。例如,福建省晋江市通过严惩有组织的“账号解封”行为,斩断了为电信诈骗“输血供能”的产业链,涉案金额达1350余万元。2. 精准打击新型犯罪     司法标准的细化使得对技术型帮信犯罪的打击更具针对性。例如,四川省成都市破获的GOIP设备案件中,被告人通过架设远程拨号设备为跨境诈骗提供通讯支持,法院依据《意见》明确的“技术支持”认定规则,以帮信罪判处主犯有期徒刑十一个月。此外,针对虚拟币洗钱、流量劫持等新型手段,司法机关通过技术手段与法律标准结合,成功追踪资金流向并固定证据。3. 综合治理初见成效     多地通过“司法+行业”协作机制提升治理效能。例如,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检察院建立“帮信罪治理类案监督模型”,利用大数据识别异常交易,向监管部门发出预警提示,推动金融机构加强账户管理。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通过职业禁止令,禁止涉案通讯运营商工作人员五年内从事相关职业,从源头防范“内鬼”作案。 三、现存挑战与争议1. 主观明知认定难题     尽管《意见》列举了七种“明知”推定情形,但实践中低龄、低学历被告人常以“不知”“被蒙骗”辩解。例如,部分在校学生因法律意识淡薄,在未核实用途的情况下出售银行卡,司法机关需结合交易价格、异常操作(如频繁更换设备登录)等综合判断。此外,跨境犯罪中“概括故意”的证明难度较大,需依赖电子数据的深度分析。2. 关联犯罪区分复杂     帮信罪与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(掩隐罪)的界限仍存争议。例如,行为人出售银行卡后又协助转账,可能同时构成帮信罪与掩隐罪。《意见》以“行为发生在犯罪既遂前/后”为区分标准,但实践中资金流转的时间节点难以精确界定。此外,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的区分需结合“意思联络紧密程度”“利益分配关联”等因素,对证据链要求较高。3. 跨境协作与技术防控短板     跨境帮信犯罪依赖国际司法协作,但证据调取、嫌疑人引渡等程序耗时较长。例如,中缅联合破获的特大电诈案中,因缅北地区局势复杂,部分证据需通过外交渠道获取,影响了打击效率。此外,犯罪手段迭代迅速(如AI换脸、虚拟货币洗钱),现有技术防控体系(如银行账户监测、通讯实名制)仍需升级。 四、综合治理路径:司法标准与社会治理并重1. 强化源头防控     行业监管:金融机构需加强账户分类分级管理,对异常交易实施“二次实人认证”;电信运营商应严格落实电话卡实名制,清理“养卡囤号”行为。例如,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“一证通查”服务,可查询个人名下电话卡数量,有效遏制非法办卡。   技术赋能:利用AI和大数据构建风险预警模型,识别批量开卡、异常资金流动等行为。例如,检察机关开发的“非羁码”系统,实现了对非羁押嫌疑人的远程监管。2. 深化国际协作     加强与东南亚、欧洲等犯罪高发地区的司法合作,建立跨境证据互认、联合执法机制。例如,中泰警方联动破获的跨境非法赌场案中,通过同步收网抓获53名嫌疑人,追缴赃款1.3亿元。此外,推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监管协作,可有效阻断洗钱通道。3. 公众教育与普法宣传     针对“三低一高”(低龄、低学历、低收入、初犯比例高)群体开展精准普法。例如,湖南省通过“法治进校园”活动,以案例讲解、模拟庭审等形式提升学生风险意识。同时,利用短视频、社区宣传等渠道揭露“兼职跑分”“高薪聘卡”等骗局,减少信息不对称。4. 完善配套制度     前科消灭与信用惩戒:对情节轻微的帮信罪被告人,在刑罚执行完毕后3年内无再犯的,可申请前科消灭;同时,将涉案人员纳入征信黑名单,限制其金融、通讯等业务办理。   行刑衔接:对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,及时移交行政机关处罚。例如,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对帮信罪不起诉人员实施行政处罚,避免“以刑代罚”或“有罪不罚”。 结论明确司法标准是遏制帮信犯罪的关键一步,其通过统一法律适用、严密刑事法网、强化政策导向,显著提升了打击的精准性和威慑力。然而,犯罪的职业化、跨境化、技术化特征决定了治理需多管齐下:既要依托司法标准的刚性约束,也要通过行业监管、技术防控、公众教育等柔性治理形成合力。未来,需进一步细化主观明知认定规则、完善跨境协作机制,并通过社会综合治理压缩犯罪生存空间,方能实现从“打击”到“治理”的根本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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